四月的那六天，塞维利亚的马埃斯特兰萨斗牛场成了斗牛世界的中心。在一场传统斗牛表演中，西班牙在世最伟大的斗牛士何塞·安东尼奥·莫兰特犯了个错误。当地媒体称之为‘过度自信’。突然，他发现自己背后那头公牛正冲过来，大腿顶部被牛角顶伤，伤势惨不忍睹，直接上了国际新闻。几天后，他的同行罗卡·雷也因右腿严重受伤住院。莫兰特形容那场事故带来的‘巨大痛苦’。

运动与危险的关系复杂得很。仅从去年年初算起，极限运动员菲利克斯·鲍姆加特纳在滑翔伞运动中丧生；芬兰赛车手尤哈·米埃蒂宁在资格赛中撞车身亡；爱尔兰拳击手约翰·库尼因脑出血不幸离世。

成功的运动特质——掌握技术、严格要求、突破极限——这些在极低重伤或死亡风险的比赛中都能实现。看看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罗里·麦克罗伊和悉尼·麦克劳林-莱弗隆这些网球、高尔夫和田径明星的生活就知道了。哲学家J.S. 拉塞尔指出：‘今天人们在危险运动中冒的风险，越来越与参与者或社会整体的实际需求无关，甚至间接也扯不上关系。’人类不需要身体飞起来，也不用把半吨重的力量砸进别人脑袋里。但危险，依然魅力十足。

对观众来说，吸引力很直接。有些人看到把身体风险带入像运动这样短暂的事物中，会痛苦或反感。但对其他人来说，危险追求的结果承载着更多东西。过程更紧张，结局更刺激。（斗牛爱好者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英语世界的知名记录者亚历山大·菲斯克-哈里森不把斗牛视为运动，因为‘没人计分，也没办法让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赢’。他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表演艺术，成败取决于‘观众被情感打动多少’。）

对参与者来说，危险运动的吸引力更复杂。有些人天生在身体或心理上有过人天赋，在某个领域里异常出色，而发挥这种天赋的渴望能压倒对风险的厌恶。冲浪高手莱尔德·汉密尔顿曾描述，他面对最大的浪头时怕得要死，唯一能驾驭的办法就是接受恐惧，把它当成过程的一部分。在极端案例中，比如徒手攀岩者亚历克斯·霍诺德，神经科学家发现他的杏仁核——大脑中负责感知恐惧的部分——对通常引发威胁反应的图像没反应。霍诺德对危险感知有限，恰恰让他能用身体当好攀岩者。

对另一些人来说，运动的危险是体验现代生活无意中压抑的感觉的一种方式。社会通过立法和安全措施来推广舒适与安全。有些人想逃离这种状态，可能通过艺术表达实现。像网球这样安全的运动，能把玩家带入另一个世界，那里有另一套规则。但拉塞尔认为，与危险运动相比，这些游戏可能让人觉得‘贫血’，因为危险运动‘考验的是在生理压力和危险逼近极限时，我们对自己判断和选择能力的挑战——这挑战涉及我们整个身心：身体、意志、情感和智慧’。它们把我们推向人类体验的边缘。

这只有在真实危险程度未知或被掩盖时才成问题。在运动死亡的名单上，我们该加上NFL名人堂成员史蒂夫·麦克迈克尔（2025年4月因运动神经元病去世）、前新西兰橄榄球球员沙恩·克里斯蒂（8月自杀）、苏格兰国脚戈登·麦奎因（1月死于肺炎）。这三人在去世时都被发现患有慢性创伤性脑病（CTE），一种由职业生涯中反复头部创伤引起的退行性疾病。他们开始职业生涯时都不知道CTE的存在。汉密尔顿、霍诺德和莫兰特对自己的运动生活做出了知情决定。而麦克迈克尔、克里斯蒂和麦奎因，事实证明，并没有。

运动同时被危险吸引又排斥，这让管理者处境两难。几十年来，F1赛车是个风险极高的职业。1960年代和1970年代，车手每年死亡率超过一人。1994年埃尔顿·塞纳事故身亡后，组织者在赛道上加了更多减速弯，结果车迷抱怨精彩度被削弱。拳击裁判得给付费观众提供最好看的比赛，还得保住拳手性命。莫兰特和雷都得到了即时医疗救治。这次够用了。下一次，可能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