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贸易扩张,疾病传人风险飙升!

2026.05.05 09:04 1 0 快讯

大流行病和新发疾病一直是人类生存的长期威胁。人类、野生动物和家畜携带多种病毒、细菌、真菌和寄生虫。密切接触为病原体跨物种传播创造了机会。

为了评估大规模合法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对公共健康的风险,一个跨学科团队深入研究了过去40年间成千上万物种的贸易记录。他们重点关注了哺乳动物。

研究人员发现,全球范围内的野生哺乳动物及其身体部分和制品的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为病原体变异并从动物传播给人类创造了更多机会——这对公共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相关结论近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几十年来,科学家和病毒学家一直警告,在一个由旅行和贸易塑造的更加拥挤、相互联系的世界中,病毒溢出事件的发生率正在上升。近代历史上许多最危险或最致命的传染病疫情都起源于动物,包括猴痘(1958年)、马尔堡病毒(1967年)、埃博拉(1976年)、艾滋病(首次临床证据在1981年)和新冠肺炎(2020年)。

动物和病原体在全球流动

全球野生动物贸易为动物、病原体和人类之间的密切接触以及病菌传播创造了反复出现的机会。动物被合法运往世界各地作为食物,被当作宠物出售,其身体部分被用于时装、家居装饰和宗教仪式,还被用于研究。2022年,根据全球野生动物贸易公约CITES的统计,合法贸易的估值达到每年2200亿美元。

非法贸易同样规模庞大,价值高达230亿美元,偷猎者、猎人和繁殖者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运送数百万只动物及其身体部分。这些动物通常被关在拥挤、充满压力的环境中,这会降低它们的免疫力以及抵抗病原体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机会。

为了评估这种大规模野生动物贸易对人类健康的风险,研究人员分析了多个大型数据集,包括来自CITES的贸易记录;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数据库LEMIS;一份包含约5000起查获野生动物及其预期用途的数据集;以及一个记录哺乳动物与病原体关联的数据库CLOVER。

由生态学家、野生动物贸易专家和流行病学家组成的团队选择重点关注哺乳动物,因为它们在现有数据集中代表最为广泛。他们采用“One Health”方法进行分析。正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所定义的那样,这种方法“认识到人类健康与动物健康以及我们共享的环境密切相关。”

在团队研究的2079种哺乳动物中,41%能将至少一种疾病传染给人类;在那些不用于交易的动物中,只有6.4%携带人畜共患(跨物种传播)病原体。

即使考虑了哺乳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它们的栖息地、与人类接触的频率或被作为食物消费的情况等因素,用于交易的哺乳动物携带人畜共患病原体的可能性仍然比不交易的动物高50%。

该研究的发现挑战了关于风险的常见假设:非法交易的物种并不比合法交易的动物更容易携带人畜共患病原体。

许多人主要将野生动物贸易视为非法走私,研究报告作者之一、分析数据的埃文·埃斯丘说。但“合法贸易在人畜共患疾病传播方面的风险可能与非法贸易一样高。”埃斯丘指出,合法贸易可能包括比许多人意识到的更普通的商业形式,比如你带回家当宠物的笼中鸟。

哺乳动物交易时间越长,风险越高

但团队最惊人的发现是,交易的哺乳动物比非交易的哺乳动物更容易将疾病传播给人类。

在梳理一份列有583种被CITES记录并在1980年至2019年间在国际上销售的哺乳动物物种清单时,研究人员还发现,一个物种在贸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它可能携带的人畜共患病原体就越多。在全球贸易中每过十年,动物就会获得大约一种能够感染人类的病原体的潜在携带能力。

但几位专家警告不要过于字面地解读这一数字。该估计依赖于仅捕捉到野生动物贸易历史部分的数据,生物安全专家、未参与这项研究的前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CITES政策专家乔纳森·科尔比说。他说,许多物种很可能在被记录到这些数据之前已经交易了很长时间,而其他物种可能完全被遗漏了。

虽然使用40年的数据“听起来像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他说,这些数据集并未反映每种被包含物种的复杂贸易历史。

这些盲点既有地理上的,也有时间上的。该研究主要依赖于国际贸易数据,然而国内和区域贸易网络既广泛存在,又通常缺乏良好的记录。

埃斯丘将数据缺失称为试图理解人畜共患风险时“我们最大的问题”,并补充说,“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研究人员真正了解的在大多数国家被交易的物种实在少得可怜。

危险可能不仅在于进口,还在于后续的贸易。埃斯丘以2003年美国猴痘疫情为例。感染的非洲啮齿动物,包括巨型袋鼠、睡鼠和绳松鼠,从加纳进口到得克萨斯州,然后运到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经销商处。在那里,它们与草原犬鼠关在一起,然后在中西部被销售。

来自五个州的11位接触过这些草原犬鼠的人发烧、出疹子,并表现出其他指向猴痘的症状,这种疾病很容易从动物传播给人类。

野生动物贸易的复杂性是保护社会科学家、研究合著者梅雷迪思·戈尔说这篇论文的意义超出了CITES所能解决的范围的原因之一。她指出,该条约是一个保护工具,资金有限,并非执法机构——而且“它不是一项公共卫生法规。”

该研究并未提供野生动物贸易的完整地图,也无法预测下一次疾病爆发将在哪里出现。戈尔说,减少人畜共患病毒溢出的机会将需要对所有形式的野生动物贸易进行更密切的监测,包括合法和非法、国内和国际,以及国家间的数据共享与合作。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戈尔说。“这并不是说这些信息不可知。只是我们不一定在进行我们所需要的生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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